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摘要：在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人口因素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人口总量、人口的结构因素（如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教育结构）等对保险需求和保险业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人口不是保费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主要因为中国保险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保险业发展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极不平衡。目前，影响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中，主要是人口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我国保险费收入的总量较高，但是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既是我国人口和经济的规模因素在保险业上的凸现，同时，也是我国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等因素的作用。无论从理论研究的结论，还是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人口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变量。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从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一阶段是经济社会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结构、金融结构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同时，在这一阶段，保险业也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保险业规模的扩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居民生活以及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直接影响到保险产品的开发和保险业政策的制定。尤其在当前我国已出现明显老龄化趋势，同时人口的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受教育结构等也出现明显变化，人口因素的这些变化及其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保险政策决策部门和保险机构的关注，而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对保险业的研究也愈加重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我国保险业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到2004年4月末，我国保险业总资产首次突破1万亿元，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根据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1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正是保险业高速发展时期。在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人口因素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变量，分析和研究人口因素的变化与保险业的关系，有助于保险业发展政策的正确决策，充分发挥保险的各种功能和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1.保险业发展人口因素的理论解释理解保险发展中的人口因素需要从对保险功能的认识出发。虽然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有一定差异，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对于个人而言，保险的基本功能无非是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保险的需要来源于风险的存在，而风险的根源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人与自然、社会等交往之中产生的不自知、不确知或者不可知的各种事件。不确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人们不能确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危险，因而就不能事先进行有效的自我防范；其二，风险产生的损害程度不确定，人们不知道通过自我储蓄的风险预防手段是否能够弥补损失。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常态，但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需要进行保险，只有那些自身无力承担的风险才具有经济上保险的合理性。人们都具有回避风险的天性，而现实社会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德国社会学者贝克的观点，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的“风险社会”，其特征是社会的进步与风险的扩散存在齐头并进、同步实现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风险，风险与发展相连。在当今“风险社会”复杂的现实情况下，风险的形式更具多样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风险造成的后果更趋于严重性。因此，人们对风险管理更为重视，对保险的需求也就更为迫切。然而，由于各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经济地位的不同，人们的属性也不同，这种不同属性所表现的结构性特征构成了人口结构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总量、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等。从保险业的构成来看，保险从广义上可分为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就世界范围而言，人寿保险占到整个保险业的3/4左右，有的国家，如保险市场排名世界第二位的日本，其寿险比例已经达到80%。因此，人口以及与人口相关的其他因素对寿险产品需求在整个保险业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即使在非寿险业中，占有240%左右的保险是与机动车辆相关。一般而言，机动车辆的车主以中年人居多。因此，从整个保险的业务构成来看，人口结构因素对保险业的影响极为明显，而寿险业的发展几乎与人口结构无不相关。根据人们购买保险的不同动机，可以把寿险产品分为两类：1.纯粹的死亡保险。主要是定期保险，这是对收入较低而保险需求较高的人（富有家庭责任感的主要收入者会购买此类保险，大抵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所在，天性使然）必不可少的保险手段，以避免因主要收入者受到意外伤害或死亡而给家庭带来生活上的困苦。2.包含死亡和储蓄功能的保险。该险种主要包括终身寿险、万能保险、生死保险等，其特点是含有投资功能，属于保险投资的复合产品。之所以对寿险产品进行这样的划分，是由于我们据此可以了解人口结构对保险需求的结构性影响，从而有针对性的发展与人口结构相符合的保险产品，最终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壮大。Lewis通过数学模型分析了保险需求中的人口因素（Lewis,Frank,D.(1989)）。在Lewis的模型中，受益人的类型有两类，分别是配偶和子女，主要收入者具有购买保险的遗产动机以保证其配偶和子女的正常生活。主要收入者购买保险的数量取决于由下式给定的终生效用最大化：1fLpi*imaxpL1L1pii1*０ｃib..........,i........()1其中，L：寿险费用系数,pi：子女年龄为i时，主要收入者死亡的概率，fi*:最优的寿险保单的面值，δ：子女的相对风险厌恶度，ci*:假定主要收入者活到子女成人时所需要的消费的现值，bi：子女的遗产。Lewis认为如果子女没有遗产，而且主要收入者的死亡概率较低，这样，上式约等于：3f*i11L*ci.............................................()2方程（2）表明主要收入者为任何一个子女购买的最优的寿险水平与寿险的费用成反比，与子女的风险厌恶程度和消费成正比。主要收入者为其配偶购买的最优寿险保单为：1fLpi*imax11Lpi1Lpi*kciiBr1i0,....................)3.(其中，ki:其配偶在年龄i时的人力资本，假定配偶活到年龄为τ，此时其所留的遗产为B,r是贴现率，其他变量的含义和（1）相同。假定家庭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一致，主要收入者所购买的最优的寿险保单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最优数量之和F:1FLpmax11L1(Lpp)WTC0,...................................()4其中：TC是子女成人和其配偶活到年龄为τ所消费的现值，W是配偶的遗产。方程（4）表明寿险消费需求是随着主要收入者死亡的概率以及家庭成员消费的现值的增加而增加。ThorstenBeckandIanWebb（2002）根据Lewis的模型及其他变量对63个国家和地区在1980-1996年期间以及23个OECD国家1960～1996年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表1人口结构因素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影响63个国家和地区23个OECD国家收入0（0）0（0）0(0)1(0)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幼儿抚养率老年抚养率教育水平城市化-0（0）-0(0)0(0)1(0)0（0）0(0)0(0)0(0)-0（0）-0(0)1(0)1(0)2（0）2(0)1(0)1(0)4注：1.表中的数据用对数表示。2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四十个非OECD国家和地区：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亚、厄瓜多尔、埃及、斐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中国香港、印度、以色列、肯尼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新加坡、南非、中国台湾、泰国、突尼斯、乌拉圭、委内瑞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伊朗、匈牙利、波兰、韩国。23个OECD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美国、冰岛、希腊、土耳其、比利时、爱尔兰。（注：匈牙利、波兰、韩国1996年加入OECD，而我们使用的是1996年之前数据，故把这三个国家作为非OECD国家）从表中可以看出，①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各种因素对保险密度的影响要大于对保险深度的影响；②对于非OECD国家而言，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寿险产品的需求弹性远远大于其它因素。并且，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保险须取得弹性要远大于发达国家。如果阿尔及利亚在1980年平均教育年限是5年而不是1年的话，其保险深度就可能达到GDP的0%，而不会是现在的0%。③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老年抚养率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对保险的需求影响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降低，以及贫富差距较大的缘故。④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老龄化比率的提高对保险需求增加的影响更为明显。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幼儿抚养率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方面有更大的共性。2.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2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在收入、风险偏好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这是由于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保险的供求。2较大的人口规模有利于准确的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保险产品是基于大数法则原理定价的。保险人对任何一个风险损失的概率做出比较精确的估算时，都需要根据大数法则原理，通过大样本量的观察和统计，得出损失概率。这是确定产品价格的重要依据。根据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来确定价格，其前提必须是有较为准确的概率，而这只有在数量足够多、或者期间足够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更为准确。因此，一定规模意义上的人口和期间是确定保险产品价格的基础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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